為了保障我國婚姻制度和夫妻家庭關系的穩定，我國刑法規定了重婚罪。但長期以來司法實踐中對重婚行為罪與非罪的認識始終比較混亂，特別是近年來有關婚姻法律修改，否定了事實婚姻后，認識分歧更大。2001年上半年《人民法院報》曾刊登過一則關于重婚犯罪的案例（2001年，28歲的小伙陳某與26歲的姑娘葉某、戴某未經結婚登記，三人聯名向親友發出結婚請貼，舉辦了熱鬧的婚禮，開始在一起生活。）案情簡單明白但司法部門的意見很難統一，最后《人民法院報》的編輯特邀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曹詩權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吳曉芳法官兩位專家進行評析，結果觀點截然相反。吳法官認為，陳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重婚，因為陳某未與葉某或戴某登記結婚，沒有婚姻重疊；曹教授則認為三人嚴重背離公序良俗，破壞了婚姻家庭制度，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追究三人的刑事責任。到底如何理解刑法關于重婚罪的涵義，確立重婚罪的認定原則和標準已成為司法實踐亟需解決的問題。對此本文將從評析上述案例及觀點出發，來作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我國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則　　曹詩權教授之所以認為陳某等三人構成犯罪，主要是持社會危害性理論而得出的結論。社會危害性理論堅持實質合理性觀點，認為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決定了刑事違法性，決定了應受刑罰懲罰性。本案中三當事人的行為，如曹詩權教授所言，違反了現代法律的一項重要原則——公序良俗，破壞了以一夫一妻制為核心的婚姻制度與秩序，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有必要直接釋放法律基本原則所負載的漏洞補充功能，對三人以重婚罪定罪處罰。

　　對于本案中三當事人的行為，筆者亦認為違反了一夫一妻制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并非所有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均可以通過刑罰手段課刑處罰。社會危害性理論作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理，對刑事立法活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決定作用。一行為之所以被立法者規定為犯罪，唯一的原因就是該行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并且這種社會危害性為立法者所認知并不予容忍。刑事違法性、應受懲罰性則均是由社會危害性派生而來。應該說，將所有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加以懲罰，是刑事立法者的初衷，但由于立法者理性認識有限性而犯罪現象無限復雜性這一對客觀矛盾，犯罪實際上可以分為：一部分法律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即法律上的犯罪；另一部分法律無明文規定的犯罪，即事實上的犯罪。如將社會危害性理論直接應用到司法實踐中，其必然要求對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如果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來定罪處罰；如果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可以“類舉”定罪。我國1979年《刑法》的類推制度正是依據此理論而設計的，但隨著刑法理論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刑法的價值不僅在于對現實犯罪行為的懲罰性，更在于對人們未來行為的可預期性。讓無意犯罪的人知曉自己行為的安全尺度，明白哪些行為是可以做的，哪種行為又是被禁止的，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理性選擇。如果在司法特別是刑事司法過程中，時常釋放出立法原則的漏洞補充功能來類推定罪，對本無意犯罪的行為人顯然欠缺公正。此舉無異置民眾于法律的迷陣中，因對自己的行為安全缺乏信心而不知所措，法的價值因此將大打折扣。

　　此外，如在司法實踐中追求社會危害性理論所要求的實質合理性，不同時、地的裁判者對法律明文之外“事實上犯罪”社會危害性的把握實難一致，勢必出現對相同行為罪與非罪、罪重與罪輕的認定差異較大，甚至相互矛盾。面對迥然不同的裁判，誰對誰錯，誰公正？似乎總難以讓人信服。而且，在法律一元化的國度卻無法保持司法的一致性，又如何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筆者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僅僅要求每個人的行為都應接受法律的評價，更要求相同的行為應受到同等的評價，時間和地點不該成為評價出現差異的理由。

　　1997年我國新修訂的刑法摒棄了以社會危害性和實質合理性為理論基礎的類推原則。在第三條明確：“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標志著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罪刑法定原則強調的是形式合理性，它要求把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成作為確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唯一判斷依據。即只有當一行為滿足了刑法規定的某一具體罪名的主、客體 ，主、客觀要件才構成該罪。

　　二、關于重婚罪的構成要件

　　（一）重婚罪的主體及主觀方面

　　關于重婚罪我國《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顯然，就主觀而言，重婚犯罪是故意犯罪，本文不再贅述。就主體而言，當事人“自己有配偶”或“明知他人有配偶”是構成重婚罪的主體要件。何謂配偶？詞典的解釋為：“夫妻雙方互為配偶”。結合《婚姻法》（2001年4月修正）第八條“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2001年12月2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五條：“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訴要求離婚的，在案件受理前又未補辦結婚登記的，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系無效。”等規定，不難得出結論：1994年2月1日以后，男女雙方有且只有進行結婚登記，才能成為夫妻，互為配偶。對未經依法登記而以夫妻名義結婚的人，不能稱之為“有配偶的人”。就本案而言，陳某與葉某或戴某均沒有進行結婚登記或補登記，未領取結婚證，所以陳某與葉某或陳某與戴某之間根本沒有產生法律意義上的夫妻關系，相互間并不互為配偶。陳某并非“自己有配偶”的人，葉某和戴某也不是“明知他人有配偶”的人，均不符合重婚罪的主體要求。

　　（二）重婚罪的客體

　　任何犯罪都是一定行為對某種社會關系的侵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由它所侵害的社會關系決定的，沒有犯罪客體也就沒有危害行為， 沒有犯罪。

　　1、同居關系不能成為重婚罪的直接客體。1994年2月 1日民政部頒布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系無效，不受法律保護。”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2月 13 日《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理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和1994年4月4日《關于適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審理有關婚姻家庭案件中對1994年2月 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一律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依法予以解除。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對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情形保持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允許符合結婚實質要件的男女雙方補辦結婚登記。但對于不補辦結婚登記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 27日施行的《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五條第二項仍規定了按解除同居關系處理。可見“同居關系”有悖立法精神，欠缺存在的合法性。自然，在民事法律關系中尚未得到認可，立法者更無需將其作為重婚犯罪的客體，用嚴厲的刑罰加以保護了。

　　2、重婚罪侵犯的直接客體應是夫妻關系。夫妻關系是指發生在夫妻（或配偶）之間受法律調整的特定人身和財產關系。其中“夫妻同居”是夫妻之間特有和本質的義務，也是夫妻關系得以維系的基本要件。基于夫妻一方對另一方同居權利的專一性、排他性，立法對“夫妻同居”予以了特別的關注。《婚姻法》明確“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重婚犯罪的立法更是意在通過刑罰手段來保障配偶一方與對方同居的權利不受侵犯。1994年12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復：“……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按重婚罪定罪處罰。”筆者認為，之所以對“同居者”定罪處罰，并非認可“同居關系”是事實婚姻，而是因為其行為直接侵犯了合法婚姻一方配偶的“夫妻同居權利”，進而損害了男女雙方因締結婚姻而產生的具有特定人身和財產內容的社會關系即夫妻關系。可見重婚罪侵害的直接客體主要是以夫妻同居為核心的夫妻關系。

　　3、夫妻關系（婚姻關系）的法律形態

　　（1）登記婚姻。建國初，于1950年5月1日頒布實施的第一部《婚姻法》第六條規定：“結婚應男女雙方親到所在地（區、鄉）人民政府登記。” 1980年1月 1日實施的第二部《婚姻法》第七條規定：“ 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